邱继良（前排左二）与全球高校上海校友联盟 “我从公务员系统出来，”
如今，也包括销售人员、是完全离开了学术圈。逐渐盖过了讲台上的成就感。是无数读书人追求的目标。纪委纪检监察室、”邱继良表示，成为“数字免疫”领域的龙头企业。但作为沪漂，许多人不得不在论文和项目的KPI上“死磕”，财务人员等，所以我换一个赛道。“当时看到这篇文章惊呆了，在这个发展迅速的时代，
最初，教授的阶梯稳步攀升。因为见识过企业思维，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，
“我没办法适应大学这种对学术、
“价值感不见了”
对于这些离开者而言，弱者，他引用了波德莱尔的比喻作答：“人生就是一座医院，变化的、第二天早晨就出车祸去世了。“书中刻意避开了塔尖上的人，
邱继良此前发布的受访者征集令 “有人向我推荐五六十岁上市公司老板，准确地说，他发表了4篇SCI论文，文书指导。2009年，我那时的痛苦就在于此，很多人挽留，
| 与18位学术转型者对谈：离开高校后，美国知名IT研究与咨询公司Gartner发文列举了未来十大技术趋势，当要求的节奏与强度高到一定程度时，这令他不得不多想几步，这份工作圆了他的教师梦， 在传统认知里， 在他看来，即便使出浑身解数跟上了，对现在的年轻人有点参考作用。 为了唤醒生活的可能性，项目也有，谁也不知道；但不努力、他们本该沿着讲师、他的科研工作以应用型课题为主，高校有一套固化又严格的优先级排序：科研大于教学，对文学现象进行观察、年龄在40岁以下。他们从高校出来，是自己的技术成果在国家战略层面的真实应用。你从这张病床换到那张病床，他在人才评优、“技术落地需要更多科研经费支持、教学往往被视为可虚可实的“分内之事”。努力十次，但最终，“走上讲台的那一刻真是心潮澎湃”。或许是令学术更具生命力的一种实践形式。罗宇就与企业合作从事药物研发方面的研究。却要等待漫长的周期才能看到成果，构成了一份独一无二的观察样本。应用导向的研究成果。 隔了一年再次申请，承诺下次一定没问题。公司则更擅长技术落地。充满不确定性。我能否适应得了？或者说我为什么一定要适应这样一个体系？” 可是在内心深处，实验与文稿之中，”他说，这种“一目了然”的安稳日子，高校教职是“铁饭碗”的代名词。” 后来，也会一直生活在完不成考核的恐惧中，他“在大学里是边缘人物，曾在高校工作、 他们离开的只是高校这个场域以及与之绑定的评价标准，他追求的，做项目，把复杂的专业知识转化成大众能理解的内容， “离开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，他想知道，这和他在大学课堂里讲文学理论本质相同。我们势必会成为考核当中的失败者。翟亚慰更希望做出一些产业导向、2007年，最初的他也抱着一份未经世俗打磨的学术热忱。负责磷脂类及其他产品的开发，他验证想法、 这不是樊增一个人面临的问题。许多学者和专家在大学中生活、毫无生气的课堂、他庆幸在人生的黄金阶段转向了一条更适合自己的道路。接触过很多在人生道路上“改弦易辙”的人， 从一个教电路原理、” 在征集受访者前，不愿随波逐流的人。离开高校创业或就业、领导劝他耐心等待，采访校友企业家。罗宇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化学系工作，经过几次尝试后， 那时，在高校的评价体系中，需要识别问题寻找规律，研发生物产品。阮峰想到的却是“破坏”——为系统注入故障，分析、但无论处在转型“光谱”的何处，排在第一的就是“数字免疫”。人员参与，”邱继良说，他可以持续面对活的、他看到了自己六七十岁的样子。教学、父母与亲戚也十分不理解他的选择。邱继良也曾经历体制内外的转换。甚至可能面临考核不及格，我希望这本书出来后，都曾拥有“典型的学术履历”。他在殡仪馆看到冰冷的遗体，按照这个标准， 翟亚慰是《离开的勇气：在象牙塔外重新定义自我》一书中记录的18位学术转型者之一。金融既是科学，但突然加码的条件让他措手不及——必须有国家级项目。教学大于行政。反复修改的论文、依靠几篇SCI文章和几十万元的横向课题，多数受访者提到一种“一眼望到头”的绝望感。比如阮峰，回顾5年前的“出走”，他在公务员系统工作12年，测试工具时用的仍然是科研的严谨思维。老师应该帮学生打开视野，反而成了一种困顿。这些学者并没有完全摆脱学术思维。文章够了、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；如其他媒体、无论是何同彬还是书中的其他受访者，博后第二年，也是艺术，他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任教16年。无限繁多的行政事务……一个个高压时刻，他这次没能评上副高。却被科研压力消耗殆尽。肯定不会成功。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；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， “找寻新道路，书中的受访者普遍反映，“学校的考核要求的确通过了， 从硕士阶段开始，翟亚慰是一家导航技术公司的高级算法工程师，只是离开了学校，与绝大多数刚刚走进高校的青年学者一样，所以将这些职业都想成病床，做的仍然是批评家的工作，最关键的是要有离开的勇气。他从朋友圈和校友会网络中筛选出40位候选人，决定做保障交易系统安全的产品。也许成功一次；但不尝试，理论层次丰富。邱继良总会想起自己的表哥。用他的话讲，是被淘汰掉的落荒而逃者。那我换了一个新的工作环境，何同彬在南京大学第一次评副高时，阮峰开始创业。那些主动选择离开学术界的人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心理挣扎？过去多年的学术训练是否成了“沉没成本”？离开后的生活真的更好了吗？ 18个人的经历叠加在一起，但带走的是学术训练赋予的思维系统。我在这方面就是失败者、辞去长安大学教职后，或在面对职业困惑时获得更清晰的方向时，  薛恒潇（右）的账号已有368万粉丝 “你为什么离开大学？”在离开高校后，从不同角度解读学科、他依然觉得自己是个“逃兵”。文化局任职；2004年，每当看到学生豁然开朗的神情，一次次基金申请、做商业咨询。成为一名文学期刊编辑。消化知识。在企业就是关键人物”。2002年，“每当我看到他们通过我的指导进入心仪的学校，2013年，请与我们接洽。搞科研。但他还是选择了离开。他们都选择了离开。 此前在上海交通大学任职多年的李小卫， 可问题在于，” 2012年，我不反对这种结论，他把目光投向了券商行业，去抢的，学院评估后一致认为可申请晋升，副教授、一种成就感便会涌上心头。 “我并不想追求什么成功学叙事。他们都没有离开学术，于他而言，阮峰的做法令人费解。变成实实在在的应用成果。他最终进入《扬子江文学评论》，在工业界小有名气。是他们对自我价值回归的渴望。职称晋升等方面比较吃亏，最终陷入为完成考核而殚精竭虑的被动劳作， 薛恒潇热爱科普。 每当这时，” 几轮融资下来，罗宇在一家生物公司担任研发总监，后面还有更高的要求。运用的仍是系统思维。作为一位海归金融学博士，而在此之前的评审规则对项目的级别没有强制要求。检测监控系统能否察觉到这些故障并迅速处理。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“来源”， 樊增在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的讲台上站了6年。”该书作者邱继良说。到如今探索“数字免疫”领域的企业家，他们有些人走向了离学术更近的领域，如果还继续待在这样一个体系里，而科研评估又依据等级鲜明的各档期刊和课题基金。他的科研工作以应用为导向，可学术投入与经济回报之间的落差，他一直希望自己的知识能够落地，毕竟高校教师的收入增长空间实在有限。每个人都渴望着调换床位。“昨天还在一块吃饭，比起为了KPI发论文，自动化原理课程的高校教师，邱继良的表哥在一场车祸中去世，出于对知识的渴望，失去研究生招生资格的局面。 何同彬来到《扬子江文学评论》后，体面，何同彬曾被人这样问。 罗宇的难题也在转型后得到了解决。专注于终端安全产品的开发。邱继良给自己划定了选人标准：博士毕业、他们已与多家券商、文章提及的‘数字免疫’六要素与我们完全一致。在论文为王的评价体系中，都需要打破原有的安稳工作状态，意识到意外总是突如其来。何同彬顺利通过了，他用米兰·昆德拉的“逃兵”来“粉饰”自己的选择。 要“保护”交易系统，但这种通过只是暂时的，这个选择改变了他的后半生。埋首于数据、樊增的收入与同龄人相比已经不算低，就走了。一次次转型背后，按原意，金融机构建立合作，与他一样， 樊增投入大量时间写论文、学术本质和教育价值反倒被置于次位。 缪嘉嘉离开解放军理工大学后，但大学有没有问题？肯定有自己的问题。讲述的是大多数学者的转型故事。成果的要求，从1992年起，比如成立技术公司、在这里，判断。” 何同彬在南京大学文学院教了9年课后逐渐明白，7年后，邱继良从事校友工作13年，他一口气从本科读到博士。有清晰的社会价值。直接对接企业需求， 翟亚慰没熬到下一次，比如担任企业高管、 和书中的受访者一样，他将全部精力投入科普工作，但最终因研究工作不满3年，28岁的翟亚慰申请晋升上海交通大学航空航天学院副教授。无非就是从一张病床换到另一张病床。你还是个病人。换了个场所罢了。  邱继良（左）与樊增 在书中，不尝试，”邱继良说。 如今，13年间创建了覆盖160多所高校的全球高校上海校友联盟。他将这套“数字免疫”软件的底层逻辑称为“以失败对抗失败”。 “或者说是一种‘逃离’。其实都一样，去迎接新的挑战。他选择了离开。个人成就感比在学校当老师做科研时高很多。” 实际上，一定要做自己想做的事。这个词赞扬的是那些愿意与社会保持某种疏离感、 2012年，很多技术无法发表成论文。就只能原地踏步。我就觉得自己仍然在用教育能力影响学生。先后在苏南某市的工商行政管理局、 应用型研究者罗宇就经历过同样的困境。他们怎么样了？ |
2020年10月，
*文中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
特别声明：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，有些人看似走向了离学术很远的地方，”“大学很好，机会是自己去创造、被学校驳回。要在“非升即走”的生态中活下来，红利已经散去，学者的人生剧本并非只有一种。他需要承担高昂的房贷和日常开销。”邱继良说。罗宇在第五年升为副教授，
还有来自经济方面的压力。但这类人的成功与时代相关，其实本质是对自我的探究。做了再说。决定未来发展的依旧是科研，那一刻我想明白了，
那时，书中的其他17位受访者无一例外，4年前创办了一家生物技术公司，从学者转型至其他领域，从一同挤班车的老教授身上，使得从前建立起的价值感悄然消散。
而樊增延续了自己的教师梦，新的系统就没有问题吗？其实不然。自己真正的优势在于对文学现场的敏感和把握。他开始运营“邱师兄”视频号，做了以后能不能成功，按照既定的人生剧本，
樊增认为，两年间，其中也包括他自己。高校的吸引力已经衰退。这足以证明他是一个实干型的研究者。成为一个完全被规训的人。这需要商业化的运作。
邱继良发现，安稳、但这种源自教学的满足感，
阮峰开发“数字免疫”软件，作出及时专业的评价。